企业家是社会财富的主宰者,还是管家?
发布时间:2014年9月26日 来源:本站原创 字体:大 中 小
核心提示:企业家不仅在社会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商业伦理的建造中也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国家的未来和企业、企业家有着紧密的关系。那么作为当代的中国企业家,价值观、财富观如何?谁来关注中国当代企业家的信仰?
(福音时报) 根据世界银行的最新报告,美国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而中国则是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财富集中度远远超过了美国,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由此引发的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劳资关系不和、低收入群体生活状态急剧恶化等社会问题则成为中国在转型期间面临的重要课题。
作为汇聚了大量社会财富的中国当代企业家又应该如何面对这一问题,应当以怎样的价值观引导财富的合理分配?
中国企业家在追求什么
复旦大学宗教学系副教授刘平认为,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的当代中国社会主旋律就是彻底的物质主义,占有和享受物质财富以及其符号形式成为衡量成功与否的尺度。
中国的企业家们在这种主旋律的影响下,试图用金钱去消解心灵的空虚和挥之不去的焦虑。但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在《中国企业经营者成长与发展专题调查报告》中指出,中国的企业家“有时出现”或“经常出现”“烦躁易怒”症状的占70.5%,“疲惫不堪”的占62.7%,“心情沮丧”的占37.6%,“疑虑重重”的占33.1%,“挫折感强”的占28.6%,“悲观失望”的占16.5%。在卫生部曾经发表的研究报告指出,中国自杀率大约为十万分之二十三,远超过世界平均的十万分之十三,根据不完全统计,在过去20年中,自杀的中国企业家多达1200位。
在常人眼中功成名就的商界精英,为何会出现这种现象?中国的企业家究竟又在追求什么?香港排名前十位的富豪新鸿基地产副主席郭炳江坦言,“什么都有的时候,心里其实很恐慌。出去排解、打高尔夫、开跑车、跟家人到荒岛度假,一直都是强装欢颜,最后却只能找到happiness(快乐),而找不到精神上的joy(喜乐),其实很惨。”
再物质的人都需要精神世界,很多企业家选择了“用物质主义之药治疗物质主义之病”,但与此同时,另一部分人则走上了信仰之路。
目前尚无精确的统计来说明中国企业家的信仰状况,但从另一个角度可以验证企业家群体与宗教信仰逐渐紧密的关系:北京国际基督徒团契(BICF)的2000多名会员中,接近一半的人在内地从事商业活动,其中有大量企业界的精英;上海和广州等内地大城市以及景德镇、晋江等一些小城市也已开始有数十人甚至超过百人规模的基督徒企业家们的经常性聚会;马云经常去求教的重庆缙云山道长李一,据说皈依弟子已超过3万,其中一半在商界;据浙江大学哲学系教授陈村富的调查,在浙江,尤其是温州等地,“老板基督徒”已经成为一个新崛起的群体。
中国企业家是如何看待和使用财富的
随着三十年来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的经济也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随之中国的企业家也汇聚了大量财富。买别墅、买名车、送子女出国、保养情妇在中国早已是屡见不鲜,局部和少数人的富裕,并没有为社会的和谐与中国的慈善事业带来很大的推动。
据中新网6月18日报道,美国微软公司创办人盖茨与股神巴菲特,16日广邀美国富豪慷慨解囊,在生前或死后至少捐出一半财富,从事慈善公益事业。并且,盖茨与巴菲特表示,命名为“赠与誓言”(Giving Pledge)的劝募善款活动,初期将以列名《福布斯》杂志的美国四百大富豪为主,未来将会扩展到世界各地。随后,身价五百三十亿美元的布洛德夫妇在声明中承诺,会在生前与往生后捐出75%财富,两人引用石油大王卡内基的名言:“带着巨富而死,是一种耻辱。”
与“带着巨富死是耻辱”的观念相比,在中国,财富更多的被当作莫大的祝福而留给子孙后代,这似乎是中国社会一直以来的传统观念,许多的中国父母也认为,留给孩子的钱越多,对孩子的爱就越深,孩子的未来也就越有保障。这种观念在中国社会日趋严重的“富二代”、“官二代”现象中得到了体现。
企业家的信仰与财富观的重建
“内地越有钱的人越骄傲,以为没有什么不能用钱摆平。那些掌握很多财富的人,如果没有信仰,对社会非常危险。”一位国内的基督徒律师这样说到。在整个大中华地区,一场寻找信仰重塑商业伦理的运动正悄悄萌芽,一部分成功的企业家、职业经理人、专业精英已经开始自觉接受灵魂的洗练,甚至在商业场合也不再讳言自己的宗教归属和价值取向。“如果人是PC的话,那么信仰就是我们的Windows”,汇丰银行的一位高管作了如此比喻。
摩托罗拉中国区总裁时大鲲是一位十分虔诚的基督徒,他用五个f来代表他的生活。第一个是family,家庭是很重要的,第二的叫faith,就是信仰,第三个叫firm,是公司,是工作,第四个是fun,第五个是future。“五个一定要平衡,我常问自己一个问题,我是为了生活而工作还是为了工作而生活。”时大鲲说。
灵魂需要安顿之所,生命需要意义之家,基督信仰越来越成为当下中国企业家们的理想选择与归宿之一。
作为汇聚了社会大量财富的企业家,应该如何看待和使用财富呢?圣经说,财主进神的国,比骆驼穿过针的眼还要难。许多企业家从清教徒的伦理中获得灵感,做企业是因为来自上帝的管家使命,为荣神益人,要“尽可能地赚钱,尽可能地省钱,尽可能地捐钱”,并且认为自己只是上帝财富的管家,是“财管”而不是“财主”,这些都极大的影响了中国的企业家,基于基督信仰而建立起的财富观也将会对引导社会财富的合理分配,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企业家是社会财富的主宰者,还是管家?
核心提示:企业家不仅在社会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商业伦理的建造中也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国家的未来和企业、企业家有着紧密的关系。那么作为当代的中国企业家,价值观、财富观如何?谁来关注中国当代企业家的信仰?
(福音时报) 根据世界银行的最新报告,美国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而中国则是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财富集中度远远超过了美国,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由此引发的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劳资关系不和、低收入群体生活状态急剧恶化等社会问题则成为中国在转型期间面临的重要课题。
作为汇聚了大量社会财富的中国当代企业家又应该如何面对这一问题,应当以怎样的价值观引导财富的合理分配?
中国企业家在追求什么
复旦大学宗教学系副教授刘平认为,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的当代中国社会主旋律就是彻底的物质主义,占有和享受物质财富以及其符号形式成为衡量成功与否的尺度。
中国的企业家们在这种主旋律的影响下,试图用金钱去消解心灵的空虚和挥之不去的焦虑。但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在《中国企业经营者成长与发展专题调查报告》中指出,中国的企业家“有时出现”或“经常出现”“烦躁易怒”症状的占70.5%,“疲惫不堪”的占62.7%,“心情沮丧”的占37.6%,“疑虑重重”的占33.1%,“挫折感强”的占28.6%,“悲观失望”的占16.5%。在卫生部曾经发表的研究报告指出,中国自杀率大约为十万分之二十三,远超过世界平均的十万分之十三,根据不完全统计,在过去20年中,自杀的中国企业家多达1200位。
在常人眼中功成名就的商界精英,为何会出现这种现象?中国的企业家究竟又在追求什么?香港排名前十位的富豪新鸿基地产副主席郭炳江坦言,“什么都有的时候,心里其实很恐慌。出去排解、打高尔夫、开跑车、跟家人到荒岛度假,一直都是强装欢颜,最后却只能找到happiness(快乐),而找不到精神上的joy(喜乐),其实很惨。”
再物质的人都需要精神世界,很多企业家选择了“用物质主义之药治疗物质主义之病”,但与此同时,另一部分人则走上了信仰之路。
目前尚无精确的统计来说明中国企业家的信仰状况,但从另一个角度可以验证企业家群体与宗教信仰逐渐紧密的关系:北京国际基督徒团契(BICF)的2000多名会员中,接近一半的人在内地从事商业活动,其中有大量企业界的精英;上海和广州等内地大城市以及景德镇、晋江等一些小城市也已开始有数十人甚至超过百人规模的基督徒企业家们的经常性聚会;马云经常去求教的重庆缙云山道长李一,据说皈依弟子已超过3万,其中一半在商界;据浙江大学哲学系教授陈村富的调查,在浙江,尤其是温州等地,“老板基督徒”已经成为一个新崛起的群体。
中国企业家是如何看待和使用财富的
随着三十年来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的经济也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随之中国的企业家也汇聚了大量财富。买别墅、买名车、送子女出国、保养情妇在中国早已是屡见不鲜,局部和少数人的富裕,并没有为社会的和谐与中国的慈善事业带来很大的推动。
据中新网6月18日报道,美国微软公司创办人盖茨与股神巴菲特,16日广邀美国富豪慷慨解囊,在生前或死后至少捐出一半财富,从事慈善公益事业。并且,盖茨与巴菲特表示,命名为“赠与誓言”(Giving Pledge)的劝募善款活动,初期将以列名《福布斯》杂志的美国四百大富豪为主,未来将会扩展到世界各地。随后,身价五百三十亿美元的布洛德夫妇在声明中承诺,会在生前与往生后捐出75%财富,两人引用石油大王卡内基的名言:“带着巨富而死,是一种耻辱。”
与“带着巨富死是耻辱”的观念相比,在中国,财富更多的被当作莫大的祝福而留给子孙后代,这似乎是中国社会一直以来的传统观念,许多的中国父母也认为,留给孩子的钱越多,对孩子的爱就越深,孩子的未来也就越有保障。这种观念在中国社会日趋严重的“富二代”、“官二代”现象中得到了体现。
企业家的信仰与财富观的重建
“内地越有钱的人越骄傲,以为没有什么不能用钱摆平。那些掌握很多财富的人,如果没有信仰,对社会非常危险。”一位国内的基督徒律师这样说到。在整个大中华地区,一场寻找信仰重塑商业伦理的运动正悄悄萌芽,一部分成功的企业家、职业经理人、专业精英已经开始自觉接受灵魂的洗练,甚至在商业场合也不再讳言自己的宗教归属和价值取向。“如果人是PC的话,那么信仰就是我们的Windows”,汇丰银行的一位高管作了如此比喻。
摩托罗拉中国区总裁时大鲲是一位十分虔诚的基督徒,他用五个f来代表他的生活。第一个是family,家庭是很重要的,第二的叫faith,就是信仰,第三个叫firm,是公司,是工作,第四个是fun,第五个是future。“五个一定要平衡,我常问自己一个问题,我是为了生活而工作还是为了工作而生活。”时大鲲说。
灵魂需要安顿之所,生命需要意义之家,基督信仰越来越成为当下中国企业家们的理想选择与归宿之一。
作为汇聚了社会大量财富的企业家,应该如何看待和使用财富呢?圣经说,财主进神的国,比骆驼穿过针的眼还要难。许多企业家从清教徒的伦理中获得灵感,做企业是因为来自上帝的管家使命,为荣神益人,要“尽可能地赚钱,尽可能地省钱,尽可能地捐钱”,并且认为自己只是上帝财富的管家,是“财管”而不是“财主”,这些都极大的影响了中国的企业家,基于基督信仰而建立起的财富观也将会对引导社会财富的合理分配,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信仰归来——中国企业家的宗教信仰
经济观察报 张邦松/文 “伴着橐橐的脚步声,行人多起来,一抹晨光洒在石板路上,高高石墙围合的古城苏醒了。温暖的阳光开始投射在建筑的石墙上,只一瞬间,迷人的金色喷薄而出,城市弥漫在金黄色的光辉中,光影分明。”这是王石对耶路撒冷的一段描写。2009年初,这个中国最著名的地产商人慕名来到了这座信仰之城,为此,他甚至放弃了前往迪拜——这个全球房地产业最为繁荣的城市考察的机会。并非仅仅因为耶路撒冷动人心魄的美丽,更重要的是,王石需要在这个三教合一的圣地,寻找一些人生的终极答案。
在耶路撒冷饱经沧桑的石板路上,在圣殿山的哭墙边,一个问题始终困扰着王石:“我们生活、工作、奋斗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当人离开这个世界时,生命的意义何在?”
这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也不是做几天圣城的匆匆过客就能醍醐灌顶。但是,王石的提问似乎代表了某种新的取向,在经过30多年“义无反顾”的冲刺之后,终于有一些人停下脚步,去思考当初为什么出发,而下一步又要去向何方。也许,对于中国的企业家来说,寻找这个答案的过程,其意义有可能不亚于答案本身。
宗教的回归
王石并非信徒,他对宗教的探求,或许是他认为宗教所包含的浩瀚而复杂的思想中,有他所追寻的问题的答案。对于上帝是否存在,王石的答案是“不确定”。
与王石持保留意见不同,宗教正成为很多企业家精神世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芯国际首席执行官张汝京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凤凰卫视的老板刘长乐和海航老总陈锋则对佛教有着坚定的信仰,马云会时不时飞赴重庆缙云山的一座道观闭关自省,黄光裕则是一名天主教徒——当然,他是一名“有罪”的天主教徒。
目前尚无精确的统计来说明企业家的信仰状况,但从另一个角度可以验证这个群体与宗教信仰逐渐紧密的关系。北京国际基督徒团契(BICF)的2000多名会员中,接近一半的人在内地从事商业活动,其中有大量企业界的精英;上海和广州等内地大城市以及景德镇、晋江等一些小城市也已开始有数十人甚至超过百人规模的基督徒企业家们的经常性聚会;马云经常去求教的重庆缙云山道长李一,据说皈依弟子已超过3万,其中一半在商界;据浙江大学哲学系教授陈村富的调查,在浙江,尤其是温州等地,“老板基督徒”已经成为一个新崛起的群体。
实际上,中国企业家从未跟宗教割断联系。即使在市场经济最为刺刀见红的时刻,神佛的身影还是不断闪现在企业家并不丰裕的精神生活里。求神问道一直在这个群体中颇为盛行,每个著名寺庙的“头香”往往也大多被他们垄断。然而,这与真正意义上的宗教信仰相去甚远,它更像是商业交易在宗教领域的延伸,其严肃性值得怀疑,或者说,这更像是企业家精神虚空的一个反证。
复旦大学宗教学系副教授刘平认为,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的当代中国社会主旋律就是彻底的物质主义,占有和享受物质财富以及其符号形式成为衡量成功与否的尺度。在市场经济卷席一切有形和无形的神灵之后,人们追求的最高目标就是无最高价值的个人物质以及感官福乐。“这是很悲哀的事,我们没有价值追求,没有了根基。”这位宗教研究者说。
再物质的人都需要精神世界,然而,在旧的信仰被彻底摧毁而新的信仰无法建立的情况下,很多企业家选择了如评论家秋风所言的,“用物质主义之药治疗物质主义之病”,试图用金钱去消解心灵的空虚和挥之不去的焦虑。
但与此同时,另一部分人则走上了信仰之路。与之前那种对宗教的简单利用和粗暴解构不同,这部分信仰者大多是经历了世事沧桑之后对自我世界观的重新认知,和一种“仓廪实而知礼节”式的教化升级。 【经济观察网】本文网址:
江森自控中国区总裁杨薏贜少年得志,很年轻就成为了某著名跨国公司的高管,但由于工作压力,他情绪变得非常暴躁,并且染上了酒瘾。有一次他妹妹把他拉入教堂,正好牧师讲到所罗门箴言中的一句话:“不要劳碌求富,休仗自己的聪明。你要定睛在虚无的钱财上吗?因钱财必长翅膀,如鹰向天飞去。”他心头大动,从此皈依。
杨薏贜的经历显然并非特例,很多企业家选择宗教信仰,都与商业活动带来的心灵和身体上的压力有关。
私人信仰的公众化
宗教信仰是一种私人心理体验,但是由于企业家这个群体的特殊性,这种“私人事情”事实上在企业家们的经济活动中,已经程度不同地变成了企业的生存理念和生存基础。商业和信仰的融合,使二者都产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中国社科院宗教所研究院高师宁做过一个关于 “天主教企业家的信仰与市场经济中的关系调查”,这个调查发现,虽然企业不是宗教组织,但是大多数受访的企业家有意识地在经济活动中公开表达自己的私人信仰,并使其企业具有了或多或少的宗教色彩。在温州,很多企业的名称都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如郑胜涛的神力集团,国务院总理******考察温州时参观的企业伯特利阀门等等。一些企业家的办公室、会客室、餐馆中挂有圣母像、圣经警句条幅等以及和其信仰相关联的东西,同时他们将自己的信仰向与企业有关的人宣布。
“至于他们特别热衷的信仰实践方式,就是一些老板基督徒会在公司、企业的规章制度之外,另外增添一层属于基督教信仰的精神关怀和规范,另设有与圣经、基督教信仰紧密相关的职员守则。”华东师范大学宗教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李向平认为。
温州小林鞋材有限公司总经理蔡小东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他告诉记者,在他们这个拥有七八百人的企业里,基督徒就占了200多人。这些教徒员工每周末会有组织地到教堂做礼拜,每当遇到与宗教相关的节日,企业还会组织一些特别的活动让教徒们参加。“当然,很多非教徒员工也参加这些活动,其中有一些后来也成为信徒。”蔡小东说。
基督教和天主教的教义中,教徒具有传播本宗教的义务。所以有类似信仰背景的企业,在将私人信仰公众化的过程,具有很大的主动性和自觉性。但有一些宗教更强调个人的修养,其对与企业的影响更多是一种潜移默化的被动作用。
实力传播中国区公关及市场总监耿峰是一个佛教徒。她表示自己不会将自己的宗教信仰刻意渗透到企业中。“身教胜于言教。”她说,“不要求所有人都要信,或者所有人都对这事都感兴趣,没这个想法,但是后来慢慢周围的人都会觉得有兴趣。做好自己该做的事就行了,如果你做的真正的好,那别人自然就会有兴趣,就跟比如你吃了一种保养品,然后自己气色比较好,别人自然就会问你吃了什么了。”
李向平认为,私人信仰经由职业群体的表达与实践,呈现了现代公民信仰所应当具有的社会分享特征,并且在公司、企业这样一个特殊的社会生活领域,打造了一种特殊语境中的公共信仰,或准公共信仰。
从宗教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关系而言,一种宗教伦理的基本功能,往往是如何使它的信仰群体呈现为一种社会身份的认同,或者是群体的,或者是个人的,并能经由这种认同方式而将宗教-信仰初步构成一种有系统、有方法的社会生活态度,促使该宗教所具有的意义关联和利益关系制度化,最终建构一种从伦理的理想主义到实际的理性主义,从而才能转变为直接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模式。
重塑商业伦理?
宗教与市场经济的关系,对学术界来说并不是什么新鲜的命题。自从马克斯·韦伯的经典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问世以来,关于此二者关系的探讨就从未间断,在中国亦是如此。但在过去的30年中,中国企业界很少过问精神层面的问题,关于这方面的实践当然是少之又少,这也直接导致了中国企业界在企业管理、商业伦理和财富观等各个层面上的功利主义盛行。
实际上,极端的物质主义倾向,本身就是对资本主义的一种误读。正如马克斯·韦伯指出的:对财富的贪欲,根本就不等同于资本主义,更不是资本主义的精神。倒不如说,资本主义更多的是对这种非理性欲望的一种抑制或至少是一种理性的缓解。
但是,随着信仰的介入,这样的局面正在逐渐被打破,有信仰背景的企业和企业家在商业活动中表现出来的差异性渐趋明显。
根据中国社科院宗教所研究员高师宁的调查,天主教企业家的私人信仰转化为企业的公共价值之后,企业就有了一种精神,一种灵魂,一种超越了经济利益的目标。而且,转化为公共价值的天主教信仰为企业带来了不可忽视的社会资本:企业相对稳定,很少有员工跳槽,员工对企业家“百分之百信任”;在与政府职能部门的交往中 “理直气壮”——按时按要求纳税,积极配合管理部门工作;在竞争中多了一份无形的力量——客户、供货商对“天主教”的信任;无论是成功或失败都有一种反省和平静——参加宗教活动后会获得心灵的平和、信心和警醒;在各种不良社会习气的包围中多了一种抵抗力——不会去干同自己信仰相违背的事;在社会上有良好的声誉——经常、长期地从事社会公益活动,不忘回报社会。
实力传播中国区公关及市场总监耿峰认为,由宗教信仰所引发的心灵渐变会很大程度上改变企业家的思考模式。“我现在已看不到残酷的竞争,我看到的都觉得就是自然而然,都挺正常,当然可能也有冲突,但是如果你心态变了,你看这个世界可能就变了,你不觉得这个中间有什么特别残酷。”耿峰说。她认为,当一个人有特别长远的思考,或者对人类真的有贡献的时候,他的企业才能兴旺,如果每个点都看得太短,就会陷入急躁,“你以为你抓到了很多,但你不知道你损失了多少,你看不到你损失的东西。”她说。
被称为“中小企业代言人的”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从管理学角度诠释了这种变化在商业领域的意义。他认为,有宗教信仰的企业家更能够以人为本,比如善待企业的员工,因为所谓的管理,就是通过别人把自己的事情办好,那你就要善待别人,真诚地对待人别人。在这一点上,信教和不信教的人有很多的区别。此外,他们对手合作的过程中,他往往也会比较善良,就是强调了共生共荣、合作共赢,并不是非要把竞争对手置于死地。
经济学家赵晓是将宗教引入市场经济的坚定鼓吹者。本身即是基督徒的赵晓曾发表过 《有教堂的市场经济和没有教堂的市场经济》、《有十字架的市场经济和没有十字架的市场经济》来阐述宗教信仰对于商业伦理建立的决定性影响。他认为,基督教新教伦理让人们为上帝而获取财富,赋予人们一种通过诚实劳动来理性获取财富,并以此荣耀上帝,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的神圣的道德准则。在这一市场伦理和财富伦理的作用下,创新动力变得最大化,而且致富的目的和手段变得一致,市场交易者最良性的自律,最大程度地降低了市场运行的成本,并使得公平交易的 “市场秩序”有可能出现,从而形成公平与创新齐动的市场秩序内核,进而使市场经济像朝阳般蓬勃向上。
然而,与韦伯证明新教与资本主义关系的背景不同的是,中国的宗教信仰者大多半路出家,而非是与生俱来的、先天性的信仰来推动整个商业社会的前进。韦伯式命题的中国阐释是否能够行得通,中国是否必然经由宗教来改变现有的商业伦理,这目前为止尚无法得到印证。但是至少,正如高师宁在其调查报告的最后所表达的那样,“宗教信仰是有利于企业家‘信任’观的建立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市场经济活动走向正常,走向有序。”
中国企业家的宗教信仰观察 老板基督徒崛起
人在饥寒交迫时,首先是要活着,为生存而奋斗。温饱之后,他会问“为什么活着”。中国经济从改革开放时一贫如洗到今天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人也开始从追求物质文明向想往精神文明过度。这些尤其体现在越来越多的商业人士在获取了巨大物质财富之后,他们开始思考和探寻人生最根本的问题。他们也尝试将一个人使命和人生价值观与事业的发展融为一体。
30多年间,无数人从农村涌入城市,又有无数人跻身于公务员、高级白领、知识分子、职业经理人等都市新兴群体,享受着经济腾飞带来的翻天覆地的都市生活变化。当人们安居乐业的心态被力争上游的激情所取代时,在急奔猛赶的过程中,没人留意灯火璀璨的繁华都市何时开始变成了不夜城。只有当醺醺然回到居所时,夜归的人才清楚体味到,肆意欢愉留给心灵的,是更深的空虚和寂寞。
在耶路撒冷饱经沧桑的石板路上,在圣殿山的哭墙边,一个问题始终困扰着中国最著名的地产商人王石:“我们生活、工作、奋斗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当人离开这个世界时,生命的意义何在?” 张邦松最近撰文说,王石的提问似乎代表了某种新的取向,在经过30多年“义无反顾”的冲刺之后,终于有一些人停下脚步,去思考当初为什么出发,而下一步又要去向何方。也许,对于中国的企业家来说,寻找这个答案的过程,其意义有可能不亚于答案本身。
一个人真正的财富,是他的信仰和信念的力量。著名社会学家周孝正用4句话概括了信仰的真谛:对大自然的心灵感受、对未知领域的敬畏心情、对社会公正的内心追求、对美好人生的情感寄托。
王石并非信徒,他对宗教的探求,或许是他认为宗教所包含的浩瀚而复杂的思想中,有他所追寻的问题的答案。对于上帝是否存在,王石的答案是“不确定”。现宗教正成为很多企业家精神世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据相关报道,中芯国际首席执行官张汝京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凤凰卫视的老板刘长乐和海航老总陈锋则对佛教有着坚定的信仰,马云会时不时飞赴重庆缙云山的一座道观闭关自省,黄光裕则是一名天主教徒。
北京国际基督徒团契(BICF)的2000多名会员中,接近一半的人在内地从事商业活动,其中有大量企业界的精英;上海和广州等内地大城市以及景德镇、晋江等一些小城市也已开始有数十人甚至超过百人规模的基督徒企业家们的经常性聚会;马云经常去求教的重庆缙云山道长李一,据说皈依弟子已超过3万,其中一半在商界;据浙江大学哲学系教授陈村富的调查,在浙江,尤其是温州等地,“老板基督徒”已经成为一个新崛起的群体。
在整个大中华地区,一部分成功的港台企业家、跨国经理人、专业精英已经开始自觉接受灵魂的洗练,甚至在商业场合也不再讳言自己的精神归属和价值取向。“如果人是PC的话,那么信仰就是我们的Windows。”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汇丰银行中国区高管作了如此比喻。把他介绍给记者的某资深猎头对其第一面印象深刻:“当时我们碰巧坐在同一架飞机上,他一直翻阅着案头那本厚厚的英文书《Discipline》。我以为那是一本员工管理类书籍,拿过来一看,才知道是专门为基督徒所写的。”
复旦大学宗教学系副教授刘平认为,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的当代中国社会主旋律就是彻底的物质主义,占有和享受物质财富以及其符号形式成为衡量成功与否的尺度。在市场经济卷席一切有形和无形的神灵之后,人们追求的最高目标就是无最高价值的个人物质以及感官福乐。“这是很悲哀的事,我们没有价值追求,没有了根基。”这位宗教研究者说。
再物质的人都需要精神世界,然而,在旧的信仰被彻底摧毁而新的信仰无法建立的情况下,很多企业家选择了如评论家秋风所言的,“用物质主义之药治疗物质主义之病”,试图用金钱去消解心灵的空虚和挥之不去的焦虑。张邦松近日在文章中提到。
江森自控中国区总裁杨薏贜少年得志,很年轻就成为了某著名跨国公司的高管,但由于工作压力,他情绪变得非常暴躁,并且染上了酒瘾。有一次他妹妹把他拉入教堂,正好牧师讲到所罗门箴言中的一句话:“不要劳碌求富,休仗自己的聪明。你要定睛在虚无的钱财上吗?因钱财必长翅膀,如鹰向天飞去。”他心头大动,从此皈依。杨薏贜的经历显然并非特例,很多企业家选择宗教信仰,都与商业活动带来的心灵和身体上的压力有关。
宗教信仰是一种私人心理体验,但是由于企业家这个群体的特殊性,这种“私人事情”事实上在企业家们的经济活动中,已经程度不同地变成了企业的生存理念和生存基础。商业和信仰的融合,使二者都产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中国社科院宗教所研究院高师宁做过一个关于 “天主教企业家的信仰与市场经济中的关系调查”,这个调查发现,虽然企业不是宗教组织,但是大多数受访的企业家有意识地在经济活动中公开表达自己的私人信仰,并使其企业具有了或多或少的宗教色彩。在温州,很多企业的名称都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如基督徒企业家郑胜涛的神力集团,“神力”,就是精神(上帝的大能与爱)与力量的组合,郑胜涛曾经这样诠释“神力”的涵义。一些企业家的办公室、会客室、餐馆中挂有圣母像、圣经警句条幅等以及和其信仰相关联的东西,同时他们将自己的信仰向与企业有关的人宣布。
“至于他们特别热衷的信仰实践方式,就是一些老板基督徒会在公司、企业的规章制度之外,另外增添一层属于基督教信仰的精神关怀和规范,另设有与圣经、基督教信仰紧密相关的职员守则。”华东师范大学宗教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李向平认为。
温州小林鞋材有限公司总经理蔡小东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他告诉记者,在他们这个拥有七八百人的企业里,基督徒就占了200多人。这些教徒员工每周末会有组织地到教堂做礼拜,每当遇到与宗教相关的节日,企业还会组织一些特别的活动让教徒们参加。“当然,很多非教徒员工也参加这些活动,其中有一些后来也成为信徒。”蔡小东说。
实力传播中国区公关及市场总监耿峰认为,由宗教信仰所引发的心灵渐变会很大程度上改变企业家的思考模式。“我现在已看不到残酷的竞争,我看到的都觉得就是自然而然,都挺正常,当然可能也有冲突,但是如果你心态变了,你看这个世界可能就变了,你不觉得这个中间有什么特别残酷。”耿峰说。她认为,当一个人有特别长远的思考,或者对人类真的有贡献的时候,他的企业才能兴旺,如果每个点都看得太短,就会陷入急躁,“你以为你抓到了很多,但你不知道你损失了多少,你看不到你损失的东西。”她说。
被称为“中小企业代言人”的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从管理学角度诠释了这种变化在商业领域的意义。他认为,有宗教信仰的企业家更能够以人为本,比如善待企业的员工,因为所谓的管理,就是通过别人把自己的事情办好,那你就要善待别人,真诚地对待人别人。在这一点上,信教和不信教的人有很多的区别。此外,他们对手合作的过程中,他往往也会比较善良,就是强调了共生共荣、合作共赢,并不是非要把竞争对手置于死地。
张邦松在文章《温州老板基督徒调查》提到,温州人被称为 “中国的犹太人”,如果说之前这一比喻更多的被用来形容温州人在商业领域的智慧与坚忍,那么,以基督教为主的宗教信仰在温州的勃兴,则让这个称呼变得更加名副其实,越来越多的温州人和犹太人一样,信奉同一个上帝。
“温州是受神祝福的地方。”当地一名教士说。从1867年内地会传教士曹雅直把福音传入温州之后,温州就已成为中国基督信仰的重镇。在解放前,温州的基督教徒一度达到了7万之众,约占全国总数的十分之一。建国后,尤其是“文革”期间,基督教信仰一度在温州销声匿迹,但改革开放后,温州基督教信仰开始复兴,并因其深厚的积淀使这一信仰更加盛况空前。据浙江大学基督教与跨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陈村富教授估计,“大约10%-15%的温州人信仰基督教”,这在中国是一个很高的比例。
与宗教的复兴相伴随的,是温州经济的飞速发展。这一发展衍生出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私人经济部门和宗教开始出现融合迹象,并因此产生了一个新的群体——老板基督徒。
“老板基督徒”这一提法是陈村富的创造。2003年,陈村富赴浙江温州调研,他发现,市场经济条件下,温州的基督教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除了过去的农民教徒群体、城市街道教徒群体外,温州正在出现一个以“老板教徒”为主的新兴教徒群体。陈村富这么定义这个群体:他是教徒,但他们的职业,他们的经济,他的生活方式,都是现代经济的产物,跟现代经济紧密相关。这些老板基督徒类似于14至15世纪欧洲新兴城市形成时的市民,所以也可称之为“市民身份基督徒”。
从陈村富对温州市四个教堂的调研数据来看,从1980年代初到2000年初的这段时间里,个体经营者(俗称老板)和大公司、企业高层人士增长很快,这些人基本占到教堂礼拜人数的50%上下,“实际上要超过这个数字,因为做生意的人到教堂做礼拜的不多,越是做大生意的,越是少在教堂露面。”陈村富说。
教会中的“老板基督徒”大概可分为两类:一种是开始便具有基督教信仰,经过不断奋斗,从农民甚至打工者,一跃成为企业家;还有一种便是一些企业家接触到基督教信仰后,认为其适合自己的企业管理及自身的信仰需求,进而受洗入教的。
他们大多从事小商品加工、开个体经销店,少数人成了承包商、批发商、股份公司的股东、董事或经理。对现代化的经营管理,他们还是比较生疏,但与此同时,这些老板基督徒又是温州教会资产、教堂建设、教会管理的主力,他们财力雄厚、见识广,社会联系多,能量大。教会要扩建或者新建教堂,举办各种职业培训班,以及和其他教会的协作交流都要办复杂的申请手续,神父、牧师大多不善于交际,但这些老板基督徒出场往往可以办成。温州神力集团董事长郑胜涛就是一名典型的老板基督徒,他既是基督教虔诚的信奉者,又是温州市政协副主席和温州商会的会长。他在温州宗教界和商界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随着老板基督徒数量的增加,温州出现了一些较大规模的企业家团契(基督教特定聚会的名称,其旨在增进基督徒和慕道友共同追求信仰的信心和相互分享、帮助的集体情谊)。据温州神力教会林朝阳牧师介绍,该教会每月都会有企业家团契,一般会有100多人参加,而这“是温州最小的一个企业家团契”。这些企业家在团契中学习宗教经典,交流自己的心得和感悟,包括在工作和生活中遇到的困扰。
“其实在教会里面是要寻找一种安宁、平静的心,而且在教会里面,跟教徒们在一起,没有生意场上为了利益的你争我斗,没有竞争,没有防备,大家在这里是开放的。”小林鞋材总经理蔡小东说。这种企业家团契既是企业家进行宗教活动的产物,同时又强化了“老板基督徒”这个群体的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说,企业家团契的活跃,正是温州老板基督徒崛起的例证。”张邦松最近撰文说。
著名的社会学家杨凤岗在接受《南风窗》专访时说,近年我组织访谈了几百位有信仰的商人,包括五大宗教的信徒,也包括儒商和共产党员,关注信仰与他们在经济关系中的信任问题。我最突出的感受是,信仰的时代已经悄然降临神州大地,我们应当作好心理和学理的准备来迎接这个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