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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模式中国改革设计的初衷与异化
发布时间:2015年5月19日 来源:本站原创 字体:大 中 小
从1978年12月起,以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农民率先实行包产‘到户为标志.在整个农村掀起了农村体制改革的浪潮。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第一次明确指出,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不是计划经济,而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92年春天,邓小平同志发表了著名的南巡谈话,在这一讲话精神推动下,中共十四大第一次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由此可见,改革的初衷就是打破旧体制的束缚,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更多的人共同致富。
三十年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国民经济保持快速、持续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提高,两亿多人摆脱了贫困,顺利实现了从封闭型的社会向开放型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三大转型,整个中国在崛起,走向现代化、市场化、城镇化和国际化的道路。
但是,改革走到今日,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如何带动更多人共同致富却成为难题,在改革层面上,无论是政治体制改革、国企改革还是行政事务的改革都出现了新的问题。
政治体制改革停滞不前
邓小平曾多次指出,不搞政治改革.经济改革也难于贯彻。近期的一些研究表明,与1980年的“八一八”讲话相比,1992年重启的改革存在一个明显的遗憾,就是只注重经济领域的改革,而不再像1980年代初期和中期那样,要求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并举。
近些年来,中国继续保持了经济较快发展,经济总量快速上升,但是政治体制改革进展却十分缓慢,例如《物权法》、《反垄断法》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律,都用了13年的时间才得以出台。政府的经济权力不仅没有削弱,而且得到加强,政府干预经济过多.乃至直接参与经济活动,实行国家资本主义,或者推动“国进民退”,让国有经济重新居于主导地位,或者为特殊群体的经济活动提供权力支持。政府不仅是市场的管理者,而且是市场的参与者,拥有了自己的经济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就出现了寻租的“新动力”,由于寻租规模的扩大,腐败活动曰益猖獗。
政治体制改革迟缓也导致了既得刈益集团的出现。由于政治体制不合里.利益分配不科学,权力不受约束,自由裁量权过大,政府过多介入微观弪济,政府权力和利益挂钩等,催生既得利益,形成既得利益集团,对改革起着越来越大的阻碍作用。在20年过程中凡是问题涉及到了国家,涉及了国家所有制,这个改革就很难推进下去,导致近几年来改革沦为发展的“配套”。
目前,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不仅重要.而且非常迫切。这也是近期胡锦涛总书记和温家宝总理所传递出来的信号。相比30年前,由于各种新兴传媒兴起,媒体监督加强,老百姓对问题的忍受度降低,这会动摇政府执政的权威性,也使得政治体制的问题更加具有紧迫性。
2012年两会,行政和政治体制改革毫无悬念地成为热点话题。去年两会上,温家宝明确提出,要加快实行财政预算公开。随后,中央部门陆续公开了各自的“三公经费”,今年两会,三公消费再次引起代表委员的热议,更有提案议案建议改“单位报销制”为“企业报销制”,公款吃喝禁止茅台酒等高档消费等,而公务员“官满为患”也引起人们的议论。无论是三公消费还是官满为患,都涉及行政和政治体制改革,唯有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做到公开透明,加快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和公平公正公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垄断、权钱交易、分配不公等问题才能得到有效解决,才能有效杜绝“三公消费”、“官满为患”等乱象。此外,一方面是财政收入高速增长,另一方面地方官员却抱怨没钱,分税制实施18年来,也需要改革,可以预期中国平静的政治气候下,正在酝酿着一场变革,未来一定要“拆庙摘帽”。
关于政治体制改革有很大的争议。首先,什么是政治体制改革?官方只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概念,具体阐述很少。一些学者认为,中国不断推进的行政体制改革,就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政治体制改革一直在推进中。但也有一些人认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的核心应当是改变权力的生成机制,它的终极目标是在中国实现西方式民主政治制度。还有相当多的人,对政治体制改革没有做过思辨,但大体认为“发展民主”以及与此相关的一些改革属于政治体制改革。对他们来说,政府接受更多的监督,对官员问责制的建立。舆论多元化逐渐成型,都或多或少跟政治体制改革有关。
虽然具体争议很多,但对改革大方向,即中国应该建设有中国政治特色的现代国家,还是应当在政治上西方化,走模仿美欧之路,社会已在形成选择前者的主流意见。这个主流的内涵是:包括中国的大多数人,包括中国大多数政治和经济精英,以及大多数知识分子。有一些道理肯定不会错:改革应促进新共识。政改不是为改而改,不是为了获得西方的掌声。它应是为了给中国其他改革创造更大空问,为了解决腐败等中国迫切的政治难题。同时,它也是为了在复杂的全球化竞争中凝聚更多的中国国内团结
国企改革的争议
今年三月,世界银行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发布了一份名叫《2030年的中国》的报告,这份报告指出,中国应该进行深度经济改革,削减大型国企的规模,让其按照商业公司的模式运转,否则,中国将有面临经济危机的危险。而类似经济危机在高度发展的发展中国家中是有先例可循的。当巴西和墨西哥的发展达到一定收入水准之后,出现了经济学家称之为“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的现象.
即经济增长速度在没有太多预警的情况下突然放缓,中国目前就面临这种可能。这种情况一旦发生,将加重中国银行系统和其它行业的问题,进而引发经济危机。
有意思的是,在世行报告发布会均现场,发生了一位自称独立学者杜建国“踢场子”的事件。不管杜建国的论据是否立得住脚,这一事件反映了国内对国企改革的巨大争议,据悉,此份报告发布之前就受到国资委的强烈反对,并质疑其“违反宪法”。报告中最具争议的话题包括:如何管理国有企业?这些企业在中国的能源、自然资源、电信和基础设施等产业占据主导地位,并能够轻易地从国有银行
获得低息贷款。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fTimoffiy Geithner)和其他西方官员认为.中国对国有企业的补贴扭曲了国际竞争。在国内,批评人士则抱怨这些企业抑制了国内的竞争,利用垄断带来的利润扩张到其他行业,上交的红利却很少。北京投资公司春华资本集团(Primavera Capital Group)首席执行官胡祖六说,“中国国企现正站在十字路口上,中国政府必须决定,自己要的是国企巨头占主导地位的国家资本主义还是自由市场下的创业。”
中国推进垄断行业的国企改革,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下期。中共的卜五大指出,国有经济布局的战略性调整要有进有退,只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国企要有控制权。十五届四中全会还把关键领域规定为三个行业、一个领域,就是关系国家安全的行业、自然垄断行业和具有公益性的行业,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重要骨干企业。1998年至2002年,对于垄断行业的国企改革形成过一个小高潮,民航、电信、电力等都试行分拆改组等改革。2002年,党的十六大在讲到深化国企改革时,提出“推进垄断行业改革,积极引入竞争机制。”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进一步对垄断行业改革专门写了一条(第9条),“加快推进和完善垄断行业改革。对垄断行业要放宽市场准入,引入竞争机制。有条件的企业要积极推行投资主体多元化。继续推进和完善电信、电力、民航等行业的改革改组。加快推进铁道、邮政和城市公用事业等改革,实行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对自然垄断业务要进行有效监管。”
对国有企业限制的同时是鼓励民营企业的发展,典型的案例就是著名的民营企业“傻子瓜子”的崛起。在党的十五大上曾明确规定,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正好赶上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我国出台了一系列应对办法,其中一条就是大力扶持中小企业,并且有一套金融措施的支持,使得民间投资热情高涨。十五大的方案执行一段时间后,到了2003年、2004年就停止了。例如,2002年国务院批准了电力和铁路两个重要行业的改革计划。
电力改革提出要实现网厂分开、竞价上网,但是十年后,只实现了第一个目标,后一个目标还遥遥无期。现在的状况是,网厂已经分开了,发电环节已经实现了竞争,特别是煤价已经放开了,但电价还是管制的,所以有些电厂现在都不愿意发电,电网公司则变成了惟一的买家,一直管到配电,再卖给居民。
对国企改革的放缓,使得国企改革没有很好地引入竞争机制,这些占据垄断行业的国企价高利大、职工特别县高管人员收入和福利畸高、浪费严重,各方面意见很大。一些重要的要素价格,如能源、利率、汇率,也尚未放开,依然未能真正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从而影响资源配置的效率。更为严重的问题在于,政府和国有经济部门依然掌控着国民经济的大部分资源,与市场经济的生产方式不适应。
与“国进”相呼应的是“民退”。中共从十六大就提出,创造平等竞争环境,平等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这两个“平等”在十七大的时候也重申了,但民营企业发展并没有质的改变,民营企业从政治上、从参与竞争一直到融资等各方面都受到不公平的待遇。2003年以后,一些对中小企业的扶持措施,比如信贷担保等,大多都停滞了,这直接导致了延续至今的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对民间能否
兴办银行,银监会到现在也没有松口。一些民营企业家对现在的状况非常悲观,就想拿点快钱,然后投资移民。
不可否认,随着中国市场化进程的推进,当前中国的国有企业比起计划经济时代有很大改进,但是它们所存在的缺陷与弊端仍然是十分明显的,比如中国国有银行与国际上的先进银行相比,是形似而神不似。中国国有银行只有现代银行外壳,在内容上却只有在政府政策庇护及政策资源沣入下才能够很好的生存,一旦离开了这些条件,国内国有银行许多问题与风险都将会暴露出来。其他国有企
业的情况也大概是如此。
总之,无论是从经验上,还是从理论上或常识上来说,国有企业的内在缺陷及弊端是十分严重的,它们的这些内在缺陷只有通过一系列重大改革才能克服。
运行管理的错位
与政治体制改革缺乏、国企垄断相伴而生的是在国家的运行管理上行政命令代替了市场调节,特别表现在银行汇率、利率以及一些资源的价格上。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知名中美关系观察家Nicholas Lardy称,自2004年以来,中国的改革步伐一直是“有气无力”,从“谨小慎微、微步挪动及至完全不动。由于当局没能克服阻力实施关键改革,失衡状况在过去五年里愈发严重。这些改革包括放开汇率和利率管制、限制能源补贴、要求将国企派息作为中央预算收入等,结果是资源严重错置,导致工资只占国民收入一小部分,而利润却占到相当高的份额。
2011年可以称为中国的“高利贷年”,已经发生多起“民间借贷崩盘”事件,福建、广东、河南等多地担保公司出现“崩盘危机”。2012年,那些迫不得已借了高利贷的“杨白劳”们,“喝卤水”(跑路)将成为迫不得已的选择,结局将是黄世仁们与杨白劳们都成为这次金融乱象的牺牲品。实际上,金融乱象丛生的背后是中国金融格局的落后。比如,中国目前仅有182家商业银行,而美国超过10000家,德国有2000家,法国超过1100家,英国和西班牙均超过400家,就连爱尔兰也有590家。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中国的银行去年赚钱超过1万亿,人均超过55万元,而与此同时,实体经济行业中人均仅3—5万元。金融格局的落后还体现在,中国经济运行中的资金85%以上来自银行信贷,直接融资和股权融资比例极低。银行信贷资金、股市融资和债券融资的比例极不协调,这也是制约中国实体经济发展的最大阻碍。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学者Eswar:Prasadge表示,“目前银行存贷息差由政府管理,这个体系的结构设计,服务于那些掌权的人。银行业高层或将猛烈反对任何试图抢走他们所享受的巨额利润的举动。”他与人合写了一篇有关人民币在全球货币体系中之角色的论文。
在配置资源上,有两种方法:一种是用行政命令,即计划经济;另一种就是借助市场的力量,政府只是在市场失灵的情况或领域介入。市场经济核心是通过市场机制来配置资源,要通过价格杠杆调节,而价格形成必须在自由竞争的前提下。目前,我国经济增长方式仍然靠政府投资拉动,用行政命令配置资源.靠党政机关主要领导拍板,而不是通过市场的价格信号由企业来决定。带来的问题是国富民穷,劳动者未富先老。
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表示,我们在上个世纪末期建:逆起来的经济,大致上是一个半统治经济半市场经济一种状态。这就产生了两个问题,一是我们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型非常困难,各级政府有强大的配置资源的权力,所以要从投资主导的这种粗放的增长转向集约型增长,转向依靠人力资本、知识、技术和效率,就很难进行。二是各级官员支配资源的权力太大,这就造成一种寻租的环境,使得腐败几乎不能遏制,越来越变得严重。现在中国政府一方面是越位,不该做的事情全做,比如说政府直接去进行竞争性部门的投资,另一个是缺位,有些该做的事情没有去做,应该真正提供的公共产品却没有做到,比如教育、医疗、住房等等。政府最大的缺位是没有提供一个法制的环境,没有做好规则的设定和规则的执行。
现在中国社会形成了一个共识,就是必须改革。上层和下层之间出现了某些不可调和的矛盾,权贵、经济精英构成的利益集团和民众的利益冲突越来越表面化,群体性事件频发,中国社会形成了高度紧张局面。
三十年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国民经济保持快速、持续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提高,两亿多人摆脱了贫困,顺利实现了从封闭型的社会向开放型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三大转型,整个中国在崛起,走向现代化、市场化、城镇化和国际化的道路。
但是,改革走到今日,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如何带动更多人共同致富却成为难题,在改革层面上,无论是政治体制改革、国企改革还是行政事务的改革都出现了新的问题。
政治体制改革停滞不前
邓小平曾多次指出,不搞政治改革.经济改革也难于贯彻。近期的一些研究表明,与1980年的“八一八”讲话相比,1992年重启的改革存在一个明显的遗憾,就是只注重经济领域的改革,而不再像1980年代初期和中期那样,要求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并举。
近些年来,中国继续保持了经济较快发展,经济总量快速上升,但是政治体制改革进展却十分缓慢,例如《物权法》、《反垄断法》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律,都用了13年的时间才得以出台。政府的经济权力不仅没有削弱,而且得到加强,政府干预经济过多.乃至直接参与经济活动,实行国家资本主义,或者推动“国进民退”,让国有经济重新居于主导地位,或者为特殊群体的经济活动提供权力支持。政府不仅是市场的管理者,而且是市场的参与者,拥有了自己的经济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就出现了寻租的“新动力”,由于寻租规模的扩大,腐败活动曰益猖獗。
政治体制改革迟缓也导致了既得刈益集团的出现。由于政治体制不合里.利益分配不科学,权力不受约束,自由裁量权过大,政府过多介入微观弪济,政府权力和利益挂钩等,催生既得利益,形成既得利益集团,对改革起着越来越大的阻碍作用。在20年过程中凡是问题涉及到了国家,涉及了国家所有制,这个改革就很难推进下去,导致近几年来改革沦为发展的“配套”。
目前,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不仅重要.而且非常迫切。这也是近期胡锦涛总书记和温家宝总理所传递出来的信号。相比30年前,由于各种新兴传媒兴起,媒体监督加强,老百姓对问题的忍受度降低,这会动摇政府执政的权威性,也使得政治体制的问题更加具有紧迫性。
2012年两会,行政和政治体制改革毫无悬念地成为热点话题。去年两会上,温家宝明确提出,要加快实行财政预算公开。随后,中央部门陆续公开了各自的“三公经费”,今年两会,三公消费再次引起代表委员的热议,更有提案议案建议改“单位报销制”为“企业报销制”,公款吃喝禁止茅台酒等高档消费等,而公务员“官满为患”也引起人们的议论。无论是三公消费还是官满为患,都涉及行政和政治体制改革,唯有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做到公开透明,加快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和公平公正公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垄断、权钱交易、分配不公等问题才能得到有效解决,才能有效杜绝“三公消费”、“官满为患”等乱象。此外,一方面是财政收入高速增长,另一方面地方官员却抱怨没钱,分税制实施18年来,也需要改革,可以预期中国平静的政治气候下,正在酝酿着一场变革,未来一定要“拆庙摘帽”。
关于政治体制改革有很大的争议。首先,什么是政治体制改革?官方只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概念,具体阐述很少。一些学者认为,中国不断推进的行政体制改革,就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政治体制改革一直在推进中。但也有一些人认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的核心应当是改变权力的生成机制,它的终极目标是在中国实现西方式民主政治制度。还有相当多的人,对政治体制改革没有做过思辨,但大体认为“发展民主”以及与此相关的一些改革属于政治体制改革。对他们来说,政府接受更多的监督,对官员问责制的建立。舆论多元化逐渐成型,都或多或少跟政治体制改革有关。
虽然具体争议很多,但对改革大方向,即中国应该建设有中国政治特色的现代国家,还是应当在政治上西方化,走模仿美欧之路,社会已在形成选择前者的主流意见。这个主流的内涵是:包括中国的大多数人,包括中国大多数政治和经济精英,以及大多数知识分子。有一些道理肯定不会错:改革应促进新共识。政改不是为改而改,不是为了获得西方的掌声。它应是为了给中国其他改革创造更大空问,为了解决腐败等中国迫切的政治难题。同时,它也是为了在复杂的全球化竞争中凝聚更多的中国国内团结
国企改革的争议
今年三月,世界银行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发布了一份名叫《2030年的中国》的报告,这份报告指出,中国应该进行深度经济改革,削减大型国企的规模,让其按照商业公司的模式运转,否则,中国将有面临经济危机的危险。而类似经济危机在高度发展的发展中国家中是有先例可循的。当巴西和墨西哥的发展达到一定收入水准之后,出现了经济学家称之为“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的现象.
即经济增长速度在没有太多预警的情况下突然放缓,中国目前就面临这种可能。这种情况一旦发生,将加重中国银行系统和其它行业的问题,进而引发经济危机。
有意思的是,在世行报告发布会均现场,发生了一位自称独立学者杜建国“踢场子”的事件。不管杜建国的论据是否立得住脚,这一事件反映了国内对国企改革的巨大争议,据悉,此份报告发布之前就受到国资委的强烈反对,并质疑其“违反宪法”。报告中最具争议的话题包括:如何管理国有企业?这些企业在中国的能源、自然资源、电信和基础设施等产业占据主导地位,并能够轻易地从国有银行
获得低息贷款。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fTimoffiy Geithner)和其他西方官员认为.中国对国有企业的补贴扭曲了国际竞争。在国内,批评人士则抱怨这些企业抑制了国内的竞争,利用垄断带来的利润扩张到其他行业,上交的红利却很少。北京投资公司春华资本集团(Primavera Capital Group)首席执行官胡祖六说,“中国国企现正站在十字路口上,中国政府必须决定,自己要的是国企巨头占主导地位的国家资本主义还是自由市场下的创业。”
中国推进垄断行业的国企改革,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下期。中共的卜五大指出,国有经济布局的战略性调整要有进有退,只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国企要有控制权。十五届四中全会还把关键领域规定为三个行业、一个领域,就是关系国家安全的行业、自然垄断行业和具有公益性的行业,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重要骨干企业。1998年至2002年,对于垄断行业的国企改革形成过一个小高潮,民航、电信、电力等都试行分拆改组等改革。2002年,党的十六大在讲到深化国企改革时,提出“推进垄断行业改革,积极引入竞争机制。”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进一步对垄断行业改革专门写了一条(第9条),“加快推进和完善垄断行业改革。对垄断行业要放宽市场准入,引入竞争机制。有条件的企业要积极推行投资主体多元化。继续推进和完善电信、电力、民航等行业的改革改组。加快推进铁道、邮政和城市公用事业等改革,实行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对自然垄断业务要进行有效监管。”
对国有企业限制的同时是鼓励民营企业的发展,典型的案例就是著名的民营企业“傻子瓜子”的崛起。在党的十五大上曾明确规定,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正好赶上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我国出台了一系列应对办法,其中一条就是大力扶持中小企业,并且有一套金融措施的支持,使得民间投资热情高涨。十五大的方案执行一段时间后,到了2003年、2004年就停止了。例如,2002年国务院批准了电力和铁路两个重要行业的改革计划。
电力改革提出要实现网厂分开、竞价上网,但是十年后,只实现了第一个目标,后一个目标还遥遥无期。现在的状况是,网厂已经分开了,发电环节已经实现了竞争,特别是煤价已经放开了,但电价还是管制的,所以有些电厂现在都不愿意发电,电网公司则变成了惟一的买家,一直管到配电,再卖给居民。
对国企改革的放缓,使得国企改革没有很好地引入竞争机制,这些占据垄断行业的国企价高利大、职工特别县高管人员收入和福利畸高、浪费严重,各方面意见很大。一些重要的要素价格,如能源、利率、汇率,也尚未放开,依然未能真正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从而影响资源配置的效率。更为严重的问题在于,政府和国有经济部门依然掌控着国民经济的大部分资源,与市场经济的生产方式不适应。
与“国进”相呼应的是“民退”。中共从十六大就提出,创造平等竞争环境,平等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这两个“平等”在十七大的时候也重申了,但民营企业发展并没有质的改变,民营企业从政治上、从参与竞争一直到融资等各方面都受到不公平的待遇。2003年以后,一些对中小企业的扶持措施,比如信贷担保等,大多都停滞了,这直接导致了延续至今的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对民间能否
兴办银行,银监会到现在也没有松口。一些民营企业家对现在的状况非常悲观,就想拿点快钱,然后投资移民。
不可否认,随着中国市场化进程的推进,当前中国的国有企业比起计划经济时代有很大改进,但是它们所存在的缺陷与弊端仍然是十分明显的,比如中国国有银行与国际上的先进银行相比,是形似而神不似。中国国有银行只有现代银行外壳,在内容上却只有在政府政策庇护及政策资源沣入下才能够很好的生存,一旦离开了这些条件,国内国有银行许多问题与风险都将会暴露出来。其他国有企
业的情况也大概是如此。
总之,无论是从经验上,还是从理论上或常识上来说,国有企业的内在缺陷及弊端是十分严重的,它们的这些内在缺陷只有通过一系列重大改革才能克服。
运行管理的错位
与政治体制改革缺乏、国企垄断相伴而生的是在国家的运行管理上行政命令代替了市场调节,特别表现在银行汇率、利率以及一些资源的价格上。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知名中美关系观察家Nicholas Lardy称,自2004年以来,中国的改革步伐一直是“有气无力”,从“谨小慎微、微步挪动及至完全不动。由于当局没能克服阻力实施关键改革,失衡状况在过去五年里愈发严重。这些改革包括放开汇率和利率管制、限制能源补贴、要求将国企派息作为中央预算收入等,结果是资源严重错置,导致工资只占国民收入一小部分,而利润却占到相当高的份额。
2011年可以称为中国的“高利贷年”,已经发生多起“民间借贷崩盘”事件,福建、广东、河南等多地担保公司出现“崩盘危机”。2012年,那些迫不得已借了高利贷的“杨白劳”们,“喝卤水”(跑路)将成为迫不得已的选择,结局将是黄世仁们与杨白劳们都成为这次金融乱象的牺牲品。实际上,金融乱象丛生的背后是中国金融格局的落后。比如,中国目前仅有182家商业银行,而美国超过10000家,德国有2000家,法国超过1100家,英国和西班牙均超过400家,就连爱尔兰也有590家。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中国的银行去年赚钱超过1万亿,人均超过55万元,而与此同时,实体经济行业中人均仅3—5万元。金融格局的落后还体现在,中国经济运行中的资金85%以上来自银行信贷,直接融资和股权融资比例极低。银行信贷资金、股市融资和债券融资的比例极不协调,这也是制约中国实体经济发展的最大阻碍。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学者Eswar:Prasadge表示,“目前银行存贷息差由政府管理,这个体系的结构设计,服务于那些掌权的人。银行业高层或将猛烈反对任何试图抢走他们所享受的巨额利润的举动。”他与人合写了一篇有关人民币在全球货币体系中之角色的论文。
在配置资源上,有两种方法:一种是用行政命令,即计划经济;另一种就是借助市场的力量,政府只是在市场失灵的情况或领域介入。市场经济核心是通过市场机制来配置资源,要通过价格杠杆调节,而价格形成必须在自由竞争的前提下。目前,我国经济增长方式仍然靠政府投资拉动,用行政命令配置资源.靠党政机关主要领导拍板,而不是通过市场的价格信号由企业来决定。带来的问题是国富民穷,劳动者未富先老。
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表示,我们在上个世纪末期建:逆起来的经济,大致上是一个半统治经济半市场经济一种状态。这就产生了两个问题,一是我们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型非常困难,各级政府有强大的配置资源的权力,所以要从投资主导的这种粗放的增长转向集约型增长,转向依靠人力资本、知识、技术和效率,就很难进行。二是各级官员支配资源的权力太大,这就造成一种寻租的环境,使得腐败几乎不能遏制,越来越变得严重。现在中国政府一方面是越位,不该做的事情全做,比如说政府直接去进行竞争性部门的投资,另一个是缺位,有些该做的事情没有去做,应该真正提供的公共产品却没有做到,比如教育、医疗、住房等等。政府最大的缺位是没有提供一个法制的环境,没有做好规则的设定和规则的执行。
现在中国社会形成了一个共识,就是必须改革。上层和下层之间出现了某些不可调和的矛盾,权贵、经济精英构成的利益集团和民众的利益冲突越来越表面化,群体性事件频发,中国社会形成了高度紧张局面。